南阳桐柏县大河铜矿子弟小学 建国70年,给你留下深刻印象的变化有哪些?

建国70年,给你留下深刻印象的变化有哪些?

我是解放前4O年代出生的,長在红旗下,在共产党领导下,在毛泽东思想的教育下成長起来的一代人。我们家兄弟姐妹共八个。我家是农民从1955年加入的初级社到高级社到1958年的人民公社我们都是社里的一份子。当时家里共十一口人,我们八个孩子都上学,劳动力少,学校放学或放假后都去地里参加劳动挣工分,生活虽困难但心情愉快!我从预备班,初小,高小,初中,高中,大学毕业没有出过一分钱的学费,每学期都免费。到了初中就给我评上助学金,每月4元钱,高中每月5元钱,到大学每月评助学金13元,是党和毛主席把我培养教育成一名对国家有用的人。我们全家兄弟姐妹八个有小学教师,有高中教师,有大学教师,有医师,有解放军,有高级工程师,有农民个体户,全家和谐团结各尽所能。全靠党和毛主席的好领导。恩情永牢记!

革命战争年代,为什么国军打不出解放军的歼灭战?是他们不会吗?

1946年6月中旬,老蒋密令武汉行营主任程潜和郑州绥署主任刘峙:“1,出动鄂豫皖外围所有部队,严密封锁,分进合击,彻底消灭中原共军。2、为避免共方的责难和美方的为难,着武汉行营所辖部队均归郑州绥署指挥出击”。命令的中心意思,就是以刘峙统一指挥原第五战区部队(改编成为郑州绥署)和武汉行营的部分部队,向宣化店包围圈内的中原我军发起总攻。

这确实是个危如累卵的局面,刘峙原用于封锁包围中原解放区我军的部队即达20万人,得到武汉行营的增援后,攻击主力已达十个整编师另若干非正规军单位,总兵力已达30万之众。而被包围在以宣化店为中心方圆不足200里的中原军区部队,仅有不足6万人(期间还复员了一些老弱病残),兵力对比超过了五比一,上自老蒋下到刘峙,都认为能够一鼓聚歼。

结果怎么样呢?中原我军从6月25日深夜开始突围,以一纵一旅(皮旅)伪装主力向东突围、以一纵主力为北路军、以二纵加359旅为南路军向西突围,仅用三天时间就基本突破了蒋军的包围圈,各部均胜利突围。老蒋闻报大惊,督令刘峙率军继续围追堵截,但是显然已经晚了,至7月2日前后,向西突围的中原我军主力全部越过平汉铁路,彻底跳出了刘峙的包围圈,气得老蒋大骂刘峙无能。

那么在兵力如此悬殊的情况下,中原我军为什么能够胜利突围呢?

在延安的军委一局根据我军战报、截获敌台通讯、内部情报等多方面材料,汇总了蒋军在战役初期堵截失败的主要原因,之所以强调是初期,是因为中原军区突围部队在冲破刘峙的包围圈后,其实在后来与胡宗南西安绥署部队的交战中,损失是比较大的,胡军都是中央军嫡系,装备精良且指挥统一,在1946年还挺不好对付。

但是这个报告的内容是非常有代表性的,也就解释了蒋军在优势兵力的情况下,为什么却打不出来歼灭战的原因,不是不会,而是做不到:

第一,高级将领无能。

军委一局的报告指出:“顽军主要是作我向北和向东突围的军事部署,我向西行动显然出敌意外,所谓我被动之主动,加之我数路西进,陷敌防不胜防”。也就是说,刘峙和他的指挥机关(肯定也有老蒋的瞎掺合)武断地认为,中原我军只能向东与华中军区会师、或者向北与进入大别山和桐柏山区,因此把主力部署在东、北两个方向,而一旦发现我军主力向西时,立马手忙脚乱。

在整个解放战争期间,陈诚、顾祝同、刘峙、胡宗南等蒋系高级将领,在坐镇一方遂行战役指挥时,经常性出现判断错误,就好像莱芜战役陈诚逼着王耀武把李仙洲兵团送进华野嘴里一样,作战部署特天真、战役指挥特无能,又习惯于服从老蒋的胡乱插手,所以在战略层面就已经先输掉了。

第二,蒋军派系杂乱。

军委一局的报告又指出:“顽军多为杂牌部队,作战尚呈消级,且指挥不统一,尤其是正式发觉我军西进时更显得指挥混乱,上至程潜刘峙,下至孙震周喦,各来一套的指挥”。这也是蒋军痼有的顽疾,大型会战中虽然兵马众多,却都是中央军嫡系、半嫡系和杂牌的混合编成,互相不服,各自保存实力,是很难形成合力的。

比如刘峙指挥的部队中,整3师、整11师、整26师、整66师等部队为中央军嫡系部队,整41师、整47师为川军孙震的部队,整15师是豫军刘镇华的部队、整48师是桂系的部队,整72师、整75师是中央军半嫡系部队。这样的大杂烩使刘峙的命令根本得不到彻底执行,而在围歼作战中,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都会前功尽弃,所以派系杂乱的蒋军根本不具备这个条件。

第三、蒋军作战呆板。

军委一局的报告中说明:“顽军受作战地境线规定的限制,我突围部队越过某军的防区,驻该区的部队即停止越境追击”。蒋军在抗战时期就有这个大毛病,日军只要不是攻击某个战区,哪怕相邻战区火上房了,某战区的部队也不会主动配合作战牵制敌人,基本就是“各扫门前雪”。这其实也是保存实力的另外一种表现,因为蒋军部队是长官的私产,部队打光了长官就啥也不是。

同时也暴露出蒋军各部之间毫无团结可言,为什么严格划定防区?里面涉及到官员任命、当地税收、征粮征兵等许多问题,如果划不清楚,那就肯定出矛盾甚至火拼。这样一支缺乏内部团结、不考虑友临部队的军队,是没有整体作战效能的,更不可能打好什么围歼作战(比如抗战时期的兰封会战就是个笑话)。

第四、蒋军不能吃苦。

中原我军在准备突围之前,就预判到蒋军会利用交通的便利进行追击堵截,所以突围部队撇开大路专走山间小路,同时我军具有顽强的作风,平均每日急行军可达80到100里,机动速度很快。而蒋军只能实施乘车机动,当时连降暴雨,公路经常被冲垮,所以只能时走时停,而徒步行军的部队又吃不了苦,每天行军不到50里就已经人困马乏必须休息,这还追个屁了?

汤恩伯在抗战时期就指出了蒋军的两大弊端:缺乏机动性和攻击性,也就是行军能力太差,不能在规定时间到达指定作战位置,因此在全局的兵力优势下,却经常在局部形成劣势。至于攻击性,那就是两层意思了,既有被包围时的突围能力、也有遂行包围时的进攻精神。

第五、蒋军意志不坚。

蒋军在遭遇围歼时,也经常会组织突围行动,但是每每意志不够坚决,冲了几次冲不出去后,就会放弃突围而坐等援军,最后的结果就是坐以待毙,张灵甫、宋瑞珂、戴之奇都是这样被消灭的。而我军在被敌人包围时,都会组织坚决的突围行动,突击部队会以大无畏的气概,不怕伤亡不怕牺牲连续冲锋,最终杀出一条血路掩护主力跳出敌人包围圈,这个传统从红军时期、抗战时期就一直传承下来。

1946年8月28日,第359旅在突围以后回师陕北的途中,于陕西长武县接近西兰公路的地区遭敌合围,前有依托工事阻击的敌人,后有衔尾追击的胡宗南部队,形势万分危急。旅长王震大吼:“同志们,这是最后一关了。兄弟部队就在前面迎接我们”,乃亲率718团集中全部机枪开路,指挥全旅强行突围,部队楞是在两侧敌人火力的夹击下,通过瓦云寺和东阁寺之间的狭小逢隙,英勇地突了出去。

第359旅冲破敌人的合围圈后,不到一昼夜强行军150华里,终于与接应部队警3旅会师,而蒋军部队,有这样的勇气和精神么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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