延安到保山物流公司135 为啥战争时期,都往陕甘宁跑,和平发展时期,都往北上广跑?

为啥战争时期,都往陕甘宁跑,和平发展时期,都往北上广跑?

傅作义将军在抗战时期的最大贡献,就是坚持了绥远不弃,尽管所部第35军曾经在日伪的进攻下几乎不支,最惨时军力只剩下不足40%,但终于坚持了下来。知道绥远抗战的重要意义吗?那就是避免了日军从塞外迂回宁夏,进而从北方侵入陕甘,这也是重庆方面逐渐重视傅部以及提高其军政地位的原因之一。

(傅作义)

所以出身晋绥军的傅作义,虽然全面抗日战争爆发时只是阎锡山手下的第7集团军总司令,然而在抗战中期以后职务一路飙升:第二战区北路军总司令兼绥远省主席、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、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,到了1945年初,已经跟老长官阎锡山平起平坐了,当然,这里面也有老蒋的刻意拉拢和分化晋绥军的因素。

同时,也不能完全否定胡宗南的抗日功劳,这个“西北王”到升任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时,手下已经有四个精锐集团军45万人马。该部虽然躲在第一和第二战区的屁股后面,但终究守住了黄河、守住了潼关和西安,也就意味着四川北大门始终是安全的,日军无法从叩开川北觊觎成渝。

虽然胡宗南后来也晋升了第一战区司令长官,但是从傅作义和胡宗南的职务可以发现,抗战时期第八战区的作用还是非常重要的,它的主要任务就是保卫陕甘宁青诸省。从1937年11月成立到1939年初,战区司令长官一直是由老蒋自兼的,直到陕甘宁局势稍稳的1939年初,才由陆军二级上将朱绍良接任。

从第八战区的设立可以证明,陕甘宁地区在抗战初期也不是那么安全的,如题所说人口大规模流向上述地区,其实并不准确。中华民族的传统“避难所”仍然是巴蜀地区,这是由地理位置、经济条件和人口情况所决定的,陕甘宁地区除地理上并不足够安全以外,粮食问题和经济水平都制约着,并不适合大规模人口迁徙。

(朱绍良)

主要原因还是地贫民脊和粮食短缺,比如陕甘宁边区的“大生产运动”,外因自然是敌人的封锁,内因也确实是延安脱产人口较多,而粮食产量又较低。从1937年到1945年,陕甘宁边区共接收了由河南、宁夏、山西、河北等省份避入的29万人,到1941年边区总人口为135万,1945年也才达到159万人,其中还有不少是内地赴延安的革命青年,所以人口增长比例真心不大。

但是四川可不一样了,它位于中国西南腹地,属于外围山地中间有平原(成都平原)的盆地地形,自古便有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说法,不仅在地形上有利于抵抗外敌,成都平原出产的粮食也能够养活大批的内迁人口。到抗战相持阶段,重庆军队的防御重心,就是从豫西、鄂西、湘西到黔桂一线,目标就是拱卫以四川为中心的后方。

(傅作义和赵承绶)

粮食供应更是大问题,随着黄河、长江、珠江等流域产粮区的相继沦陷,四川省承载了国民政府最主要的粮食负担,仅从1941年到抗战胜利的4年间,四川征收稻谷的总量就占到了全国总量的三分之一,所以刘湘才敢说:“四川可出兵30万,供给壮丁500万,供给粮食若干万石!”

根据不完全统计,自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到1938年3月之前,从沿海地区逃往战线后方的难民至少有2000万人,但“此二千万人之脱离虎口逃到后方者不足十分之一”,那也就是说,不低于200万人涌进了大西南后方。注意这只是普通的难民,尚不包括国民政府西迁入川渝的大批军队和政府工作人员,仅重庆人口1945年即激增到126万余人,而1935年这里只有30万人口。

(宁马)

所以抗日战争期间百姓真正逃难的方向,不是什么陕甘宁,而是大西南的云贵川,实际上古往今来大多如此,比如唐朝的安史之乱爆发,连唐玄宗都从西安跑到了四川,闹八国联军那会,慈禧逃亡的第一站虽然是西安,假使情况继续恶化,估摸着还得入川。

1944年豫湘桂战役惨败时,风闻日军有进逼潼关的迹象,西安城内的大小机关纷纷装箱准备跑路,目标正是汉中。战乱年代,普通老百姓逃往西南的目的也很简单,那就是为了“活命”,面对日本侵略者的烧杀淫掠,哪怕在西南大后方吃糠咽菜,总能够保证基本的人身安全,在东北、华北、华中等地区,日本人炮制的屠城屠村血案还少吗?

尤其是南京大屠杀以后,民众的恐慌更甚,但凡有点能力的家庭,必然舟车甚至步行一路西迁,整个八年抗战期间,从沿海地区逃往大后方的人口,权威数字不低于5000万,比较而言,逃到陕甘宁地区的难民数量根本微不足道了,黄河天险,其实也影响着普通老百姓入陕甘宁的通道,而另外一边,又是战线对峙区。

至于现如今更多的人投奔“北上广深”,则更容易理解了,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肯定好于西南内陆,个人就业和发展的机会也更多一些,目的当然不再是仅仅为了活着,而是为了“活得更好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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